李笑宇｜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李笑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摘　　要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内源式政治发展应当具备独立的领导核心、制定合理的战略、应对多元的挑战、选择改革的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总体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渐进改革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并维系秩序的相对稳定。它确立了以政党力量为主导的领导主体，实行了以发展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应变策略，选择了以渐进变革为原则的改革路径，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创造性地设计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民主制度体系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我国国情相结合，通过妥善地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变革背景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展等重大命题，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指引和遵循。”这一历程表明了中国自主选择、自主建构、自主塑造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厘清这条道路的发展逻辑，总结其实践机理、发展经验并展望其发展路径，形成系统化、理论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对于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情况、问题、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显著特征与表现形态

 
政治发展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世俗化、政治结构功能的分殊化、政治参与的广泛化。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现代政治发展就表现为以民主化为取向的制度建构和民权实践的国家成长过程。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指导着政治体制的结构、功能、机制、程序的设计与变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由于政治发展的动力源自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各种挑战，所以需要对其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存在外源式与内源式两种模式，前者主张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成功转型要引进西方现代化经验及其政治经济制度，后者强调要根据本国现实条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　　（一）内源式发展的理论基础：背景、内涵与特征  政治发展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其目的在于研究二战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民族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从而对其施加影响和控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外源式的发展模式。它将西方社会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树立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的范本，将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设定为政治发展的核心标志；它以启蒙运动中出现的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围绕经济增长建立的一整套发展指标窄化了发展的丰富内涵；它以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法为划分标准，隐蔽地建立了知识生产与权力实践、制度安排之间的作用机制，使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事务与制度设计成为被发达国家计划和干预的对象；它在发展路径上遵循着从秩序解体、民主建设到民主巩固的单一线性发展观。从实践效果来看，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强力输出西式政治文化、实行附有条件的经济援助、推广移植自由民主制度，却导致诸多国家陷入政体更迭、治理失效的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发展出现美国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世界没落和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四重趋势。这些现象均折射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忽视了多维时空中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否认了经济社会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前置性条件。　　内源式发展模式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最初应用于指导项目开发、推动乡村扶贫等公共治理实践，后来又广泛地延伸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讨论。综合多种观点，其内涵可以概括为由本地区内部领导力量来主导推动，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充分组织动员和开发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和力量，尊重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制度遗产，探索出符合实际情况和利益的发展道路。比较而言，内源式发展模式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发展主体的自我性、自主性和自觉性。内源式发展强调树立“立足自我、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自我导向，要求一个能够在有效动员和整合社会中综合反映和代表本地区意愿和利益的领导力量，开掘本地资源以摆脱对外部的依赖。依据国情设定发展的目标与节奏，统筹应对外界各类挑战，充分激活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觉意识。第二，发展结构的均衡性。内源式发展在反思基于西方国家经验而提炼出的经典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注重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领域、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发展的均衡性，提倡发展成果由社会大众共享，避免资本逻辑大幅扩张造成的社会撕裂、阶级对抗和贫富分化等弊病，以实现各领域整体性、协调性发展。第三，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内源式发展在哲学基础层面挑战了理性主义传统，质疑西方现代化发展方案的普遍性及其背后的知识霸权，反对单一线性化的发展观，重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给予不同的发展主体平等的发言权，保证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自主的选择权。　　（二）内源式发展的表现形态　　内源式发展模式关于发展主体、发展路径、发展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知与实践，对发展中国家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理论和经验的一般规律而言，实现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是独立的领导核心。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因处于紧张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环境中，且自身又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故其所开启的是一种具有高度时空压缩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在赶超性较强的发展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内源式发展，首要前提是彻底克服对外部的依附并剪除与之相配合的国内权势集团。赶超型现代化对于有效权威有着迫切的需求，独立的领导核心能够保证主权独立、政权统一、行政有效，并有能力进行社会动员和实施发展战略。领导核心若要对现代化进程保持灵敏的反应和精准的把握，关键就在于通过发挥自主决策、价值分配、制度供给、全局调控、社会整合五大功能，独立自主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防止利益集团和国际行为体的干预，传播先进且富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营造社会共识，依据不断变幻的形势进行科学立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主法治的需求，统筹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项任务，维系剧烈转型过程中社会内在的有机性和整体性。　　二是制定合理的战略。从理论逻辑分析，民主政治的发展包括政治制度建设、政治能力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具体表现为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水平，提升国家和社会的各项能力并在两者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建构包容、开放、信任、务实、理性的公民文化。实现以上三个战略目标需要分别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建设战略、政治能力建设战略和政治文化建设战略，还需要综合考虑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各项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建设的优先次序，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动态关系等问题，并建构相匹配的政治参与机制、政治稳定机制、利益整合机制、民意回应机制等。发展中国家建构民主政治往往处于复杂多变且难以预测的环境之中。内源式发展要求领导核心综合考虑国情社情、民情民意、时代趋势和国际环境，厘定本国民主政治发展目标的先后次序，制定出符合自身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发展战略，实现转型进程中秩序、民主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是应对多元的挑战。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和利益的再分配，属于政治结构的重大调整和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必须应对群体利益冲突、政治秩序失衡、政治心理剧变等潜在挑战。与此同时，民主化的动力是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具体包括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为主的政治领域外动力资源，以政治制度、政治能力、政治文化为主的政治领域内动力资源。实现内源式发展要求领导核心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有效配置各类动力资源、驾驭改革的方向、选择改革的切口、把握改革的节奏、理顺改革的次序、控制动员的规模，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政治风险。　　四是选择改革的路径。改革者只具备有限的理性，却要在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相互叠加的状况下做出决策。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两种路径。前者企图在较短时间内对政治体制进行全方位、大幅度的变革，在改革初始阶段就确定所有改革目标并制定一揽子改革方案，主张利用高位推动等手段一步到位实现所有改革计划。后者将改革目标分解为不同阶段，通过局部试验的方式，对政治体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进行有限的调整，分期分批完成改革任务，实现改革的总目标。激进改革具有效率高、速度快的优势，但也容易使改革推动者陷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渐进改革效降低了政治风险，但有可能存在因改革措施有限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和改革进程中易积累新问题的弊端。两种路径各有侧重，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改革路径。

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源式发展逻辑探析

　　　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源禀赋有限、社会需求复杂、新旧利益交错等挑战。快速的变迁、全面的转型，要求我国必须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中解决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三大转型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逻辑就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渐进改革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并维系秩序的相对稳定，从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从领导力量的特质与行动、发展战略的内涵与导向、应对挑战的思维与策略、改革路径的选择与运用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呈现出了内源式发展的显著特征与表现形态。   （一）以政党力量为主导的领导主体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历史上现代化进程曾经出现过两种经典范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以市场扩张运动和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以具有强大自主性的官僚机器为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20世纪初，近代中国迈向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先锋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领导着政治发展的战略方向并控制着具体进程。　　一是始终维系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化结构下，代议制民主表现为遵循市民社会资本逻辑的精英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则主张人民不仅成为社会的主人，还要使国家成为人民自我管理和统治的工具，最大限度地摆脱国家异化带来的奴役。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前提就是预设了一个整体性人民的规范性视角，区别于多元主义视角下大型寡头博弈的对抗性政治。因此，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能够凝聚为有机整体来掌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要为人民的事务真正上升为国家事务提供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保障。就前者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通过党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干部体制和群众路线，在领导、动员、整合中成为全社会的代表，将分散化的个体和团体凝聚为整体性的人民，掌握并运行国家权力；就后者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单一制的央地关系和《代表法》的规定，均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组织与制度的双重保障能够有效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与财富分化造成的国家权力私有化、集团化现象，始终维系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　　二是顺应社会结构变迁的组织整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逐步孕育出扩散型、分化型和开放型的社会结构，新兴经济社会领域不断涌现，产业和职业分工日趋精细化，个体意识与公民意识逐渐成长。社会结构转型客观上需要能够容纳其持续变迁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将体制外的政治、社会力量及其利益诉求吸纳进入政治体系并予以回应。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秩序就成为支撑社会转型的中轴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纵向上通过由党员网络、干部网络、基层组织网络和地方网络构成的党组织体系来凝聚和组织社会，将党的意志传导到基层；在横向上通过开放的统一战线体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领导、合作与协商中对体制外力量进行动态性的政治整合，吸纳精英、群众和社会团体合法有序进入正式的政治过程表达利益。中国共产党以组织网络为经，以统战网络为纬，顺应转型社会的内在机理，建构起较为稳定的政党与社会二维关系结构，进而为国家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三是自主设定民主发展的战略议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既嵌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之中，又全面渗透进社会，还维系着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因而能够自主设定民主发展的战略议程。这种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将民主发展与国家建设相结合。一般而言，国家建设要求集中国家权力，并向社会进行广泛渗透动员；民主发展要求分散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转型浪潮中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陷入治理失败、民主崩溃的困局。中国共产党注重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统筹协调政治建设与其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使民主政治发展立足于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实水平，并设定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路径、议程。其次表现为将民主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民主政治，在坚持各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属性的前提下，依据宪法精神和制度的内在逻辑不断巩固、开发与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的功能。　　（二）以发展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改革先后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大核心使命展开。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民主与发展的关系，要“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强调民主发展应当为国家提供驾驭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局和重点任务。　　一是民主发展服务于现代化发展大局。20世纪80年代，我国优先进行了突破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于恢复原有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并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分权改革调动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体的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生产力。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互动结构从改革开放前的三位一体格局转向相对自主的格局，要求建立与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相匹配的政治体制。党的十五大强调，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该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在于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权力的边界，使政治过程更加民主化、规范化、理性化。从21世纪初到第二个十年开端，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在于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位列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之首。这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各种类型协商民主，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加强顶层设计。与此同时，各地创新探索形成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一系列民主政治的新机制新形式，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逐渐成熟定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始终服务于现代化的大局和不同时期的重点任务，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和确立的新目标调整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适宜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是积极开发民主政治的治理资源。民主不仅是政体构建和运行的价值与原则。作为一种方法、形式和程序，民主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和工具。民主治理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参与性、合作性与透明性，通过扩大公民和民间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提升公共部门的回应性与责任性。积极开发和运用民主政治的治理资源，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社会力量成长的趋势，顺应了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我国开发民主治理资源的路径表现为依据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治理需求的转变，利用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对选举、协商、管理、决策、监督各个环节的操作机制进行优化。例如：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探索设立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选区，以选优选好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代表；河北省邯郸市政协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委员工作室”，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议题；上海市探索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公众联系参与点机制，着力提升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由于基层民主直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关系到基层治理的运转状况，所以我国开发民主治理资源的切入口和生长点就是积极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利用治理性协商、参与式预算、开门式立法等新型民主治理手段，化解矛盾、凝聚利益、盘活资源，优化基层治理中的决策议事规则，重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三）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应变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发展逻辑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持续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据此，应运用好统筹兼顾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统筹，是指总体谋划，从全局的高度思考、解决问题；所谓兼顾，是指协调平衡多方面多领域多环节的各种关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这一方法在配置不同领域的动力资源和应对政治发展中的风险危机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统筹兼顾配置动力资源。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多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球化的推动、全球范围内不同性质制度间的竞争、社会的发育成长、科技革命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现实中，各类动力因素并非同时同向发生作用，存在此消彼长、相互抵牾的情形。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统筹配置并适时开发各类动力资源，挖掘正向动力，减少逆向动力，处理好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合力推动效应，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种强调统筹配置和正向开发动力资源的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对人民需求的精准研判和回应、对民间社团组织的引导和培育、对政治制度功能的复位和开发、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变革、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融入与学习、对新兴科技资源赋能体制改革的利用与重视等方面。　　二是统筹兼顾应对风险挑战。改革在每一阶段均面临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承受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联动风险。例如，市场经济逐利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新兴技术对政治空间和组织运行方式的重塑、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潮对国内的渗透。并且，以往局部决策、单兵推进、小修小补、拼凑应对的改革方式也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和矛盾。统筹兼顾应对风险挑战需要集中资源和精力，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化解主要风险，完成主要任务，避免多头管理、四面出击、分散力量。新时代，这种策略的运用一方面体现在从广泛的分权改革转变为集中统筹系统推动改革，主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提升中央统筹全局决策能力、健全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等措施，探索出了新的权力运行机制、新的领导体制资源，逐步克服了权力、资源、机构、职能的分散化和碎片化问题，增强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了党的政治领导力和制度执行力，从而能有力应对民主政治发展中各类风险考验的冲击，确保改革的大方向不动摇和政治体制不变色。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定维护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系统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减少社会矛盾冲突，维护政治稳定。　　（四）以渐进变革为原则的改革路径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改革并非是对原有体制框架进行完善，而是激进地否定了既有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短时间内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超过了现有体制的承载力，导致国家能力显著下降，形成了不同性质和类型政体间的制度变迁。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采用了渐进改革的策略，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区分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体制），通过加强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推进制度创新等方式变革体制机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广泛地形成了民主政治操作机制的创新与扩散。　　一是自我完善与吸收借鉴的有机结合。从实践来看，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采取了以自我完善为主体、以吸收借鉴为补充的策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要求在坚持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宏观政治制度性质和框架的前提下，改革并消除政治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与功能配置上的不合理。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主要通过积极变革实践操作层次的运行机制来有效开发和强化既有制度的功能，为优化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提供充实和配套的机制与技术。例如，浙江省通过严格落实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完善厂务公开制度，渐进有序推动企业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在社会领域，全国多地创新性探索出政协委员进网格的新机制，用于收集社情民意、解决治理难题，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此外，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积极吸收借鉴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一些普遍性原则，例如在公共决策体制中引入听证制度，在公职人员责任追究中引入引咎辞职制度，保证了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性与开放性。　　二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当代中国的体制改革一直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展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中，政策试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中自主创造的一项独特治理工具，主要包括规划-试点、请示-授权、自主-吸纳三种模式，广泛地应用于引导地方政府创新、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政策试验的过程就是中央与地方进行交流互动、相互反馈、反复甄别、利益平衡的过程，适用于在高度模糊和不确定的发展环境下循序渐进地探索完善政策路线。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表现为中央主导改革方案的规划设计，适时提炼和推广地方行之有效的做法，而地方则提出试验创新的倡议和具体实施方案。其中，顶层设计发挥着对地方基层民主试验创新的重心进行政治引导，划定意识形态与合法性边界，并高位统筹移植推广实践成果的作用。基层探索主要发挥节约改革成本、反复试错降低改革风险、减少决策阻力、激发干部和群众创造性、积累改革经验的作用。

三

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源式发展路径的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高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之中，未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然需要从基本国情和时代环境出发，构筑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性质和发展利益的民主模式。　　（一）坚持制度性质，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
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前提下，加强民主政治的操作机制和落地机制建设，注重激活既有的制度体制资源。首先是增强政治参与体系的精细化。各类型民主参与机制应当以利益相关性、信息充分性和责任连带性为原则，精准厘定参与主体的范围和方式，避免不相关主体的政治参与带来治理上的低效和混乱。其次是提高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各类参与渠道进行科技赋能，提高政治参与的便捷度并有效降低成本；充分发挥大数据等技术在推动权力运作流程标准化、多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作用，提高政治体制对民意的回应性与执行力。最后是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化。权力制约侧重于对事权进行合理分解以形成制约的效果，应当根据本部门本领域的工作特点，做到科学合理地配置与分解权力。随着实践深入应不断调整优化制约机制，既要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又要避免权力分解过细损耗效率。权力监督侧重于授权者对受托者进行外部监督，应当持续推动监督专门化和职业化，并加强权力运行的程序控制、信息公开和责任追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二）增强制度韧性，提升风险的防范能力
新时代，我国的民主发展面临着意识形态斗争加剧、既有利益格局对决策的裹挟力度增强等严峻挑战。因此，增强我国政治制度的韧性，提升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风险规避和危机管理能力成为一项重要命题。韧性在物理学意义上指材料受到外力作用时不易折断的属性，后被引申为人体、组织和制度在受到外力冲击后迅速恢复正常功能水平并完成正向适应过程的一种能力。制度韧性反映出制度体系在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中，始终不偏离中轴价值体系与核心制度结构的属性，意味着主体具备着强大的修复力与抗逆力。首先，要建立系统化的风险规避和危机管理体制。具体包括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指挥决策体系、综合协调体系、信息咨询体系，有效防范和解决政治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其次，要进一步推动民主决策，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决防范社会强势群体利用经济社会资源控制和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与决策过程，严防资本向公共权力的渗透以及两者的结盟，保持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公平性。最后，完善政治发展中的利益协调机制。依据新领域和新业态的运行机理，及时推动党的组织体系和群团组织体系及其功能发挥机制适时革新，推动人大代表履职、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工作机制不断创新优化，建立兼具灵活性和制度性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对不断分化和自组织化的社会进行有效的覆盖与整合。　　（三）培养世界眼光，保持开放的视野胸襟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对人类社会生存与交往的空间和方式带来了新变化，旧结构、旧秩序和旧的交往方式逐步让位于新结构、新秩序和新的交往方式。经济领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给政治领域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挑战了各国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治结构功能和政治制度模式，冲击了基于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四要素建构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存在方式和治理方式。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首先，必须要增强全球意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民主话语权的建构及其国际传播、国际化社区治理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工作中，重视国际制约以及政策效果的国际影响。其次，辩证看待全球化与发展自主性的关系。明确区分经济领域全球化、文化领域全球化和政治领域全球化的性质，既要维系对资本、信息、资源、人才的开放性，对不同制度和模式的包容性，又要始终锚定核心价值、核心利益、核心战略，牢牢掌握对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的战略决策权，避免国家利益受到国际力量的制约。最后，创造富有感召力的民主话语。通过丰富与创新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叙事工具，构建富有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民主话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效能；通过加强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议程规则的研究，主动出击并设置民主与发展绩效、民主与秩序稳定等议题，提升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均有赖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条件的组合，且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生成方式、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衡量一国民主的发展不能用抽象的民主概念和单一的线性逻辑，否则将会遮掩纷繁复杂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充分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前提下，顺应现代化发展规律，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与机制体系，于新时代深化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保证和内生动力，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实现民主化的新路径。
〔责任编辑：马　丹　陈爱丽〕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２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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